2016年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文献综述

岳子衡

一、总叙

（一）概况

首届“上海种子”项目艺术总监李龙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年展也是最强有力的展现方式，过去20年里作为扩展速度最快的一种形式，也是决定当代艺术形式、趋势的重要力量。”[1]双年展作为展示当代艺术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快速发展。在中国，早期的双年展多在一线城市如上海、台北等举办，近年则逐步拓展到内地其他城市。重庆、银川、乌鲁木齐作为后起之秀，在最近几年都有一届或数届双年展举办。2016年，在中国举办的双年展数量已经达到两位数。在双年展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各个展会的策展团队也都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以下将从不同角度对2016年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进行概述。

1.地域：沿海到内地

双年展与举办的地域有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是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一方面，双年展本身作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对于城市的发展会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市民来说，双年展这样的艺术盛会也是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双年展的举办也必须依赖所在城市所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艺术家与艺术机构、学术研究力量、城市基建、经济金融、国际化程度还是普通市民的支持，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双年展的举办。

在中国大陆地区，一线城市集中了大部分艺术、学术资源，经济实力也相对雄厚，因此许多双年展选择在这些地方举办。比如中国大陆最早的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处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越；北京在2016年也有第四届中意当代艺术双年展、第一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第三届CAFAM双年展等多项展览开幕。这些双年展的举办，不仅能推进当代艺术发展，也能起到推进公众美育发展的作用。像上海双年展这样举办历史很长的双年展，已经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

2016年11月，上海连续有西岸艺博会、ART021等大型博览会开幕，时间稍后的上海双年展则可以称之为“压轴大戏”，将这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的艺术活动推到高潮。它们同时也带动各个画廊、美术馆集中策划了许多展览活动。参加上海双年展的澳大利亚艺术家罗斯·曼宁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他与其他艺术家同行对上海的场地建设规模、活动推进的速度感到震惊。[2]近年来，上海当代艺术活动蓬勃发展，如西岸正在形成规模庞大的艺术区，而上海双年展也成为上海当代艺术活动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另一些双年展选择在一线城市周边的城市举办，如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纤维艺术三年展。从区位角度看，杭州与上海类似，同处长三角城市圈，也不缺少各种资源；同时可以在时地上避开一线城市的双年展，避免过于集中的情况。

与一线城市相比，内地的二、三线城市当代艺术的土壤并不深厚，能利用的资源也远逊。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谢素贞在采访中说：“在这边做双年展的成本比北京高40%到50%，包括媒体邀请，所有工人、材料都从北京请过来，耗时也比在北京办展多。”[3]可见在内地城市举办当代艺术双年展面临许多困难。不过内地城市也有有利条件。一方面，政府比较重视举办双年展等大型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文化效益，因此会对主办方予以一定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城市与一线城市有不同的城市面貌，拥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如2016年举办的第一届银川双年展和第二届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都利用了两地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不同文化交汇的特点，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2．举办历史：新老展览不同的关注

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如始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和始于1998年的台北双年展，至2016年分别举办了第十一届和第九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这些双年展在历届策划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运作模式。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制度就在历届展览的筹备中逐步建立、完善。第一届展览策划时，一切都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自觉地建设策展制度。到2000年举办第三届展览时，各个负责人才重视起策展制度，邀请了国外策展人清水敏男、侯瀚如等与中国策展人共同组成正式的策展团队。之后，上海双年展建立了“双年展办公室”等机构，形成了一套由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确定方向，并委派策展团队完成具体工作的模式，同时确定了总策展人制度。

而对新的双年展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自身定位。作为上海双年展创始人之一的许江在采访中认为，媒体应当“把这些好展览的文化定位、思想逻辑呈现出来”[4]，其关注点正是双年展自身的特色。银川双年展在2016年举办了首届，策展人为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Bose Krishnamachari），他曾参与印度科钦双年展的策展。与银川类似，科钦尽管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但并不是当代艺术的活动中心。而到2016年，科钦双年展已经举办到第三届，成为一个相当成熟、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展会。在银川双年展的策展中，伯斯也利用了这一特点，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时，也考虑到中东、南亚等地的文化特色，展现出与一线城市双年展不同的面貌。伯斯认为：“银川为丝路的一个重要中心点，横跨地中海至太平洋，在黄河与贺兰山群这样的一个地方，经历过许多文化交流，是中国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汇处，这些可以从建筑、料理、人民和传统文化中见到，希望银川能够在中国继北京、上海和香港之后，成为另一个当代艺术据点。”[5]

2016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上海种子”最初策划为双年展项目，之后则修改为跨年度项目。直面上海双年展，“上海种子”更迫切地需要有新意的策划。在具体内容上，“上海种子”以“远景2116”为主题，除了当代艺术，还试图拓展到文学、医学、生物等多个人文和自然学科；在形式上，除展览外，还有论坛、讲座、工作坊等不同形式。总之，各个双年展都做出不同的尝试，力图找到新的思路，走出新的路径。

除了策展以外，对于其他方面如学术研究，各双年展也都给予了关注，如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同期举办了第八届深圳水墨论坛。一些历史较短的双年展在学术研究层面也有充分准备，如第三届CAFAM双年展所讨论的主题是策展问题，话题本身有很强的理论性；在双年展策划和举办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主办方，也先后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合作举行了研讨会。各展会的主办方都非常重视展览的学术性，各种会议、论坛的举办，为双年展提供了学术保证，也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3.学术与公众

不同的双年展在举办中发展出了不同的特点，如上海双年展这样的展会，选取的主题通常是有关艺术或社会的重大命题；有的双年展有一定的侧重，如银川双年展重视中西亚、南亚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在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偏重；另一些双年展则更专门，如2016年举办的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动漫美学双年展（2015—2016）、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等，都选择了较窄的切入点，聚焦在特定类别的艺术上。

这些双年展虽然从特定领域切入，但主题思想并不狭窄。银川双年展的策展人伯斯表示：“本届银川双年展设定不同的主题，包括精神意识和社会意识，批判性的检验政治策略、全球参与和对集体责任的认知，与此同时通过运用技法来对传统与当代二元世界进行面对面的评价。……通过持续性的对话来解决存在的症结，其中关键话题包括对需求、人性贪婪、流血事件及食物供给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探讨。”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银川双年展展现中国、印度、伊斯兰等不同文化的方向，非常适于呈现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探讨地区、阶级不平等问题。

另外如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着眼于总结水墨画在当代的发展情况，策展人之一鲁虹认为目前正是当代水墨“学术清理的阶段”，他对“新中国画VS新水墨画”的主题有所阐释：“……分别属于两个艺术体系：一个属于新中国画，一个则属于新水墨画。而前者主要出现在各级美协、画院、学院系统与官办的展览中，后者则主要出现在各学术机构与民办的展览中。”[6]此次深圳水墨双年展提出“两个系统”，对近三十年来当代水墨的创作和相关文献做了一次梳理，无疑能够推动当代水墨艺术史研究的进程。

同时，当代艺术并不是局限在精英圈中的活动，双年展作为大型的当代艺术活动，也必定会吸引大批普通民众参与，因此双年展的策划也必须考虑到展览的公众性。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举办时，当代艺术还不为一般大众所知，公众性的问题还不明显，但随着时代变化，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说：“所有进入美术馆的人都是有所期待的，但真正得到满足并不是这些期待的出现，而是要有超越期待的部分。”[7]普通民众观展的体验，已经是策展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51人计划”的负责人陈韵也说：“上海双年展虽然它有学术的严肃性，但是如何把它做得好玩有意思，这也是我们的考虑。”[8]

从策展人策划到艺术家创作作品，各个双年展在提升观众体验上都做出了许多努力。动漫美学双年展（2015—2016）的主题是“虚拟现实”，但以动漫文化切入，也能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展方也专门设置了短片展映单元，选取了来自国内外的多部作品轮流展演，做到雅俗共赏。在北京开幕的首届媒体艺术双年展则重点关注技术伦理问题，这与时下的新技术关联紧密，展览中出现了VR技术或可穿戴装备等许多新技术成果，并设置了现场体验的环节，吸引了许多观众参与。

4.国际交流

国际交流是当代艺术的常态，策展人和艺术家常常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在中国举办的双年展中，有许多任用了外国策展人。如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的Raqs媒体小组是来自印度的策展团队；第九届台北双年展的客座策展人是法籍策展人柯琳·狄瑟涵（Corinne Diserens）；第一届银川双年展则以艺术家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为策展人。在这些双年展中，参展的外国艺术家数量更多，如上海双年展、银川双年展都有数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参展。

不仅是中国吸引着各国艺术家前来参与展览，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策展人也频繁在各国的双年展中出现。如中国策展人苏丹参与了米兰三年展“一个演进的移动的学校”项目的策划；2016年11月开幕的第五届新加坡双年展邀请了邓国源、邱志杰、肖鲁等七位中国艺术家参展，有六件作品在展览中展出；中国艺术家陆军、王尔健在年初闭幕的第十届佛罗伦萨当代艺术双年展上获得米开朗基罗银奖。上述各例都显示出中国艺术家、策展人对各大双年展的广泛参与。

而在国家间流动的不仅是人员，技术、资金乃至办展经验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2016年5月在上海开幕的动漫美学双年展（2015—2016）以多地联动的形式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先后开幕，除上海外，在银川、香港、韩国大邱以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均有各自策划的动漫美学展。

（二）问题与反思

1.普遍存在的双年展泛化现象

双年展泛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全世界目前约有280个当代艺术双年展[9]，除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历史较长的双年展之外，大部分双年展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或之后出现的。在全世界双年展数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关于展览雷同、质量下降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

2016年中国各个双年展的主要负责人，如李龙雨、谢素贞、许平、王璜生等在接受采访时都或多或少触及了这一话题。虽然存在数量增加、同质化的问题，但双年展在当代艺术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第三届CAFAM双年展顾问王璜生表示：“都说双年展做滥了、同质化，但我还是决定做。”[10]关于避免同质化的措施，各负责人都认为主要的办法是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做出各自的特色。从2016年举办的各个双年展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同的尝试。但目前在中国仍然不断有新的双年展项目出现，双年展泛化问题也会持续成为策展人面临的挑战。

“上海种子”项目正可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注脚。“上海种子”项目在2016年举办，作为一个持续一年的项目，分为两期，第一期在2016年9月开幕，第二期则在2017年4月开幕。从形式上看，“上海种子”并不是双年展。但微妙之处在于，各方都不自觉地将“上海种子”理解为一个双年展项目。在2015年“上海种子”宣布启动时，其描述是“以公众为核心、两年一度的公共艺术节”[11]。而在今年，雅昌艺术网的报道中则写道：“……（李龙雨）公开宣布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推出全新双年展‘Shanghai Project’。”[12]在关于“上海种子”的采访和报道中，所谈及的也大都是双年展的话题。因此，“上海种子”与上海双年展的冲突仍很明显，而“上海种子”无论是在形式上延长持续时间，在地点上分散在不同的场馆，还是在内容上采取跨学科的形式，从当代艺术拓展出去，这种种措施或许都可以看作是回避与上海双年展的正面冲突。

2.成本、政策等方面的局限

前文已述及，双年展的举办需要众多资源的支持。一般来说，艺术机构、学术机构、经济实力，以及公众的陌生感和政策、制度的限制，都会对双年展的举办形成制约。这些问题，中国各地的双年展都会遇到，在内地尤为明显。

在成本上，一线城市的情况要好于内地二、三线城市。前文已经提到，在内地办展，成本要高于一线城市；除资金外，在人员等其他资源上也要依赖一线城市。而如果要将双年展项目持续做下去，就需要保证稳定的人力、财力投入。如承办第一届银川双年展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开馆时间在2015年下半年，美术馆本身就很年轻，馆长谢素贞在采访中也表示出美术馆在寻找赞助方面的压力。[13]至于在一线城市举办者如上海双年展，李龙雨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也指出上海双年展的预算与观众人数都遇到了瓶颈，对今后上海双年展的继续发展产生了限制。[14]

政策对于双年展举办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政府对双年展的支持可以缓解资源紧张的情况，在内地尤其如此。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支持对于双年展项目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另外，目前在中国，大型当代艺术活动如双年展会有严格的审批过程，这会对作品的创作以及其是否会被展览选择产生限制。

在内地办展的另一个困难是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接受度并不高，甚至有所误解。在内地，当代艺术活动相对并不活跃，举办的多个双年展的历史并不长，因而在观众数量上往往也不十分理想，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寻找赞助或政府支持时的困难。这种情况随着当代艺术活动的逐渐开展，可能在未来会得到改善。但目前，内地的双年展项目仍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中开展。

二、分叙

以开幕时间在2016年内为限，选取主要的十个双年展，按照地域和开幕时间排列，分别简述其基本情况。

（一）动漫美学双年展（2015—2016）

“奇想阁”动漫美学双年展（2015—2016）于2016年5月14日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开幕。总策展人为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院长邵志飞（Jeffrey Shaw）教授，策展方向为“以知识为导向”，主要关注点为虚拟与现实，有来自中、韩、日、波兰等国的13位艺术家参展，并有一个特别设立的短片单元。展览持续至2016年7月17日。动漫美学双年展除上海之外，还在银川、韩国大邱以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分别策划展览。

（二）第一届“上海种子”

“上海种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双年展，项目持续一年，首届“上海种子”第一期于2016年9月4日在上海开幕，第二期将于2017年4月开幕。“上海种子”由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主办，但还有其他场馆参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李龙雨（Yongwoo Lee）与伦敦蛇形画廊艺术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担任联合艺术总监。第一届“上海种子”的主题是“远景2116”，关注未来社会，涉及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除展览之外，还包括会议、演出、电影放映等多种活动形式。

（三）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

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于2016年11月11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策展团队为来自印度的Raqs媒体小组，选取的主题为“何不再问”，来源于印度电影《正辨，反辩，故事》，关注现代知识体系的反思和重构。策展团队的灵感还来源于“三体”问题，希望本届双年展形成包含丰富触发机制的结构，提供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体验。双年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设计了“51人”、“外策展平台”、“终端站”、“理论剧院”等多个单元，有来自40个国家的92位（组）艺术家参展。展览持续至2017年3月12日。

（四）第一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

第一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于2016年9月24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总策展人为宋协伟，主题为“技术伦理”，从艺术角度探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生物基因技术、元科学等目前的前沿科技问题，有来自多个国家的40多位（组）艺术家参展。展览持续至2016年10月30日。双年展的前身为“B3移动影像展”，今后将在中、德两国轮流举办。

（五）第三届CAFAM双年展

第三届CAFAM双年展于2016年11月9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本届双年展仍不设立策展人，题目为“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关注不同层次的空间问题。展览的地点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外，还包括了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多个场地。先期征集的二百多个方案，经过讨论后，选取部分实地展出，剩余方案也以线上的形式公布。展览持续至2017年1月8日。

（六）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于2016年3月25日在深圳画院开幕，策展人为鲁虹、陈君、杨晓洋、游江，主题为“新中国画VS新水墨画”，关注当代水墨画创作的不同趋势，对30年来的当代水墨创作与文献进行总结，有来自多国的103位艺术家参展。展览持续至2016年4月24日。依托双年展，同期举办了第八届深圳水墨论坛。

（七）第三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第三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于2016年12月2日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幕，总策展人为李振华，主题为“时间/无间”，关注时空、现实与虚拟等问题，有来自多国的30多位（组）艺术家或团队参展。展览持续至2017年3月2日。

（八）第一届银川双年展

第一届银川双年展于2016年9月9日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策展人为艺术家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主题为“图像，超光速”，关注当前世界存在的各种冲突与不平等问题。银川双年展共有33个国家的73位（组）艺术家参展，侧重于来自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艺术家和作品。展览持续至2016年12月18日。

（九）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

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于2016年8月25日在浙江美术馆开幕，由刘潇、许嘉、阿萨杜尔·马卡洛夫（Assadour Markarov）共同策展，题目是“我织我在”，其核心概念是编织，关注编织以及编织物在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有来自多国的40多位（组）艺术家参展。展览持续至2016年10月25日。

（十）第九届台北双年展

第九届台北双年展于2016年9月10日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开幕，客座策展人为柯琳·狄瑟涵，策划核心是“文化典范转移”（Cultural Paradigm Shift），主题为“当下档案·未来系谱：双年展新语”，关注作为一种展览形式的双年展本身，有来自多个国家的近80位（组）艺术家参展。展览持续至2017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