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编辑部在此疫情肆掠时期，高度关注艺术的意义和作用的变化，关心档案所联系和追踪的每一位艺术家，编撰发表中国当代艺术家辞条，编辑2019卷《年鉴》，筹备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在6月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9”。我们2月3日复工，除北大本部行政人员之外，全体居家远程办公，以坚守本职而向抗击灾难的前线工作者和死难者致敬，虽然深感此刻人类的悲怆、艺术之无奈，但值此巨变当代艺术毕竟多少还在显露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性。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的日常工作之一，即致力于收集、整理以各种形式发表的当代艺术文献，其结果发表于《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每一卷的附录。CMAA公众号选取其中部分文献，并提供参考性的主题词、关键词与内容提要，与学界共同观察和反思；谨为提示当代艺术的现象与问题，并就此检验当代艺术何为。内容不代表CMAA的观点和立场。

【主题词】艺术介入

【关键词】参与性艺术、现实社会经济生产机制、社会田野调查、话语生产机制、自造事件、临时性关系、解放的剧场、社会现实、被压迫者、论坛剧场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参与性艺术在具体实践中的方法和策略，并以具体的案例分析入手，关注了社会田野、自造事件和解放的剧场三类形态。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DRQ2ETgj-J7xwlfJQf7uQ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陕西实验艺术”公众号（微信：AES0531）

作者 | 任一飞

编辑 | 任一飞

校对 | 肖思丽

编者按

参与性艺术作为一种带有社会行动性质的艺术类型，在实践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同于经典的当代艺术，而是借用和链接了社会其它各领域来进行工作的。本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了参与性艺术中几种不同方法的实践形态，本篇文章将以社会田野、自造事件、解放的剧场三方面展开论述。

序

现今对于参与性艺术的探讨大都从艺术生产空间的变化、艺术媒介的转变、以及参与性艺术背后的几种理论争议展开。这些讨论比较了参与性艺术相较于经典当代艺术的差异。从作品生产的语境，到实践形态以及受众与作品关系的一系列转变。参与性艺术作为具有社会行动性质的实践，首先进入的是现实社会经济生产机制，只有在真实的境况和遭遇中才能发现具体的问题，进而通过艺术的方式提供另一种可能。这些实践往往不同于传统实践形态的方式，而是链接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分析等各个领域，使用采访调查、数据分析、剧场训练、互联网、图像设计等各种手段，以最大的能动性进行各种资源的调配和组织。这些都作用于调动起参与者的感知系统进行美学生产。虽然这些社会实践最终总还是回到艺术的语境被讨论，但他们试图通过对感知重新生产的方式带动社会变革，重新理解我们所处的生活并参与其中的目的。在最终诉求上与社会其他邻域的行动者并无差异。

▲奥地利艺术团体“Wochenklausur“，《介入帮助吸毒妇女》项目中参与者正在走往船上的会场 1994

本篇文章就将以具体的案例分析入手，探讨参与性艺术在具体实践中都使用了哪些方法和策略。当然无论如何艺术创作者都会在自己所处的遭遇和环境中生发出自己的应对方式，这不是文本性的方法论可以解决的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对参与性艺术生产方式的归纳和分析，将那些有价值实践深入探讨，也是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一种经验基础。

一  社会田野——基于调查展开的实践 

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参与性艺术的创作具备一种外在的眼光和社会的视野，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当中。不同于以往以观念表达，或是以艺术史为参照对象的创作，参与性艺术的实践通常发生在日常生活的遭遇和际会中。这种肉身经验往往会冲破我们对现实概念化的认知，它促使我们从被动的认识到主动的理解。在这里社会田野既是实质的空间，也是流动的空间，它是随时消逝的社会现场，也是被覆盖和遮蔽的历史场域。在社会田野中通过调查寻求现实，在与现实的斗争中，去发掘那些原来被我们视而不见或是有意忽略的真实。在观看的角度，则是跳脱出图像和话语生产机制对我们的控制，使那些原本不可见的显现。

▲ 中国西部某地城中村拆迁现场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以其扎实的资料采集，[1] 对问题的发现和整理也影响了艺术实践的工作方式。在参与性艺术的实践中艺术家也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感知现实，发现问题。通过具体的调查首先将艺术家的自我理解投入到新的主体建构中去，进而在主体与主体的链接中，重新组织新的主体感知。不同于社会科学对调查研究的文本性呈现，艺术项目动用的则是一套感性话语的描述方式，将调查结果转换为易被感知的视觉生产。我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再认识也正是在与那些无名者、与社群、与各种团体的认知差异中相互构建的。这些调查可能是后续工作的开始，也可能就是结果。这些调查在北京六环与五环间的村庄中、在全国各地的中山公园里、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在被拆迁的城中村内。

▲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海报 北京单向空间 2015

1、调查作为结果

2015年7月“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在北京单向空间开幕，[2] 40个艺术项目呈现了上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视频图片，这些以调查为主的项目形态各异，共同点则在于他们的调查视野集中在了北京六环与五环之间的村落中。其中有田野调查资料的直白呈现，有艺术家偶然遭遇的描述，有对于细节独特视角的摄影.......40个村庄的调查为流动中的城市化发展提供另一种细节。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和二楼出版机构论述到：北京六环和五环之间生存着上千万的人，他们大都是外来的打工者，维持着这个城市的基本运转，然而他们生活却被忽略了，他们生活的地方成为“陌生的地带”，那是一个我们不曾了解的北京。[3] 发起者通过号召艺术家们去“看一看”，进入那些我们原本忽视了的“附近”，将原本对现实的臆想和预设投入到真实的情境中，看看是否能发现问题。在项目中调查成为发现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如果没有进入现场去发掘那些复杂的细节，或许现实之真实的另一层面就永远难以被呈现。

▲ 北京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图 图片转自二楼出版机构

艺术家进入现场的方式各有不同，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少于十天的调查并将每天的调查过程通过微信事无巨细的呈现。艺术家梁尔亮对昌平东小口村流浪狗的帮派、争斗和活动区域进行了跟踪调查。靳勒则对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村441个私家厕所进行了走访调查，并逐一拍照。艺术家包晓伟将目光聚焦在了崔各庄乡南皋村的性用品店里，通过对老板的多次采访了解性用品店的经营情况和打工者的性生活状况。艺术家刘伟伟则对史各庄乡北四村建墙阻碍交通的事件展开了调查，在各种意外的遭遇中了解到了堵墙封路背后的原因。艺术家这样感性而随意的调查虽然显得有些业余，但或许这也正是与专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差别所在，虽然没有量化研究的基础和具体的针对性，但艺术家在现场的中的种种在遭遇却显得更为直接。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错落奇异的景观，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个体都强烈刺激着我们的感官和认知。当然像5+1项目这样一开始缺少具体针对性的调查也是建立在整体项目的问题意识和大规模材料呈现的层面才变得的具有价值。在这里5+1项目似乎更像艺术家对于自我立场的一次集体表态。这种介入性质的调查项目本身或许也是作品，此时作品没有物化的具体形态，而是在现实的遭遇中，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发现问题的方式。

▲ 位于广州西三村的高架桥   喻旭东拍摄 2017

2、作为证据的调查

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小组则将目光聚焦在城中村内错综复杂的建筑空间上，[4] 当人的生存欲望与宏观的规划性城市建设产生矛盾时，在空间上的反复较量便成了最凸显的部分。调查小组通常使用现场测绘、数据分析、三维建模、走访聊天的方式进行工作，最终以制作图像化的动态影像和具体调查数据呈现问题。在《西三村高架桥调查项目》中，小组对广州番禺西三村的高架桥展开调查，从2006年征地拆迁开始，高架桥的建设横穿了整个西三村。建设完成后村民们陆续又在高架桥的周边建起房屋，连同着桥下原本没有拆迁的7个钉子户形成了复杂的城市肌理。[5] 面对横穿村内的巨大高架桥，桥下空间功能混杂，村民不断在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经过几年的实地考察，通过测绘和采访。前期建桥征地的问题，建筑标准的不规范，村内管理的疏漏都在具体的数据和动态影像中被呈现出来。在经由调查数据转化的动态影像里，城市空间的历史变迁中那些暧昧模糊的边界被勾勒出来，城市一隅将被忘却的痕迹被再次提及和显现。

▲ 《西三村的高架桥空间调查》 动画截图 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小组 2019

二  自造事件——问题与冲突的集合 

事件是问题发生的现场，是冲突与斗争的场域，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它则是对各种关系和问题的组织与调配，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中汇聚起的一股能量。在社会学中有一种以“过程—事件分析”为方法的研究策略，[6] 顾名思义这种方法注重的正是在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中，社会关系中的隐秘网络才得以呈现出来。事件中的动态过程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解释源泉，从而超出了传统静态分析因果关系的视野。在社会学中这种事件分析的方法主要运用在面对现实的描述上。在参与性艺术中自造事件作为一种行动策略则试图主动构造事件中的问题与冲突，通过对各种视觉与非视觉手段的应用构造起一种临时性关系。由于事件所具有的偶然性和过程性特质，处在事件中的关系和人也往往会脱离原有的秩序轨道，从而被卷入到一种动态的结构中去，使其相互搅拌，交织。使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各种身份关系在事件中得以被重新讨论。

 ▲ 杰里米·戴勒 《欧格里夫抗争事件》 剧照  2001

在艺术层面，自造事件构成的是一个现实的反应空间，观众变成事件的参与者和遭遇者。它不同于美术馆中生产的活动或是游戏。参与者面临的是真实情况，每一个身体都是关键因素，每一次变化都在创造新的感知。在事件中参与者可能莫名其妙，也可能展开对话，甚至是生成某种自觉性行动。此时处在事件之中的参与者也一同构造了一个临时性的公共空间。在传播层面，事件可以被探讨，可以被描述，更可以让人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他比日常琐碎的感知更容易被聚集。对于事件的探讨使得艺术行动有了在社会中持续发酵的可能。

▲ 《付钱将你的头发染成金色》现场 西耶拉 2001

1、美术馆里的挑衅

威尼斯双年展是世界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它吸引者全球最优秀的艺术家参加。在艺术界有着极大的话语权，每年都有数十万的观众参观，双年展是艺术集中展示的场所，同时也定义着什么可以是艺术。西班牙艺术家西耶拉则将双年展的现场转变为自己艺术事件发生的场所。在威尼斯的大街小巷中通常聚集着很多非法小贩，他们大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移民，有塞内加尔人、孟加拉人、中国人和南意大利人。西耶拉与他们达成一项交易，在被支付大约60美金的条件下将头发染成金色，交换的唯一条件是他们的自然发色必须是黑色。集体的染发过程在靠近军械库的一家仓库后门进行。虽然原定计划是200人，但由于现场的混乱，移民们毫无秩序的进入或离开现场，导致难以计算到底有多少人染了金发。最后，现场只能把入口的大门关上并不正规地计算人数，但这仍阻止不了陆续离开和进入的人群。过后，大街上出现了大量顶着金发的小贩。

▲ 那些被染成金发的小贩在威尼斯街头

由于这场事件对展览激进的批判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参与这场交易的人几乎都是不会去观看展览的移民。他们还在为了赚取生活成本而工作，他们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正与西耶拉将他们的头发染成金色产生巨大的反差。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会为了60美元就将头发染成金色？为什么在双年展现场染发？事件将这些问题都勾带了出来。一些人认为这些移民的到来破坏了原本的经济环境，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移民缺少基本的权力。各种异见和争论被带了出来。不由分说的是，西耶拉通过一场真实的经济交易将这些移民带入了公众的视野。

2、展示遭遇

2019年由于政府改造和资本运作，位于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开始大批清退租客，由于教育资源分布问题，超过4000孩子面临就学困难的状况。8月份艺术家坚果兄弟租用了一台巨型爪机，像娃娃机一样，在白石洲的拆迁现场将那些被遗弃的玩具娃娃一个个抓起然后抛出。并将现场行为和行为背后因为拆迁而面临上学问题的小孩状况制作成各种视觉图像发布在社交平台，号召社会民众使用自己的朋友圈展示这些遭遇。

 ▲《深圳娃娃万人朋友圈展览》项目抓机抓娃娃现场 2019

这场事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这些孩子的现实处境，最后发展成一场网络自发动员式的社会行动。志愿者组成了文案图像生产团队不断发布讯息，其他志愿者带着手机进入白石洲现场进行记录。这场事件在社会中进行了持续的发酵。艺术家通过网络媒体的运用发起了一场公众自发性参与的行动，公众由参与者转变为了行动者，他们通过各自专业所长在事件中发挥着作用，这些共同行动者也在事件中重新理解着自我的处境。这也是一次尝试以艺术作为媒体进行网络动员、组织、发起的新方式。但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在这场事件中艺术的作用更像是利于事件传播和理解的视觉工具，它本身与现实感知的异议似乎被事件的诉求所覆盖。那么这场事件的参与者最终是产生了结构性的思考，还是仅引起了对残酷社会现实表象的情绪性反应呢？

三  解放的剧场——排练与预演 

剧场最初是人们在集体劳动后自由的在户外高歌欢唱，亦被称为酒神歌舞祭，它是人人都可以自由参与的庆典。此后剧场不断被规范并施加以各种法则，它成为了反映支配阶级意识形态的场所，在今天则转变为娱乐和教化人们的工具。奥古斯都·波瓦曾说道：“戏剧应该教育、启迪、组织、影响、鼓舞人们起而行动，亦或只是单纯的扮演娱乐的客观角色就好呢？”[7] 剧场首先是作用于身体的，它通过对身体和动作的解放链接到个体感知经验的解放。在波瓦眼中剧场作为一个共同体，是一个相互对话并赋权的场域，是解决问题的排练场。剧场通过综合的美学元素激发着参与者的感知。演员与观众在这里并无界限，在剧场中每个人开始反思自身的处境，对权益问题展开思考。所以剧场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它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压迫、限制我们的力量及他们的本质，并在剧场中进行行动的预演。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终将烟消云散，一切固定不变的关系都是可以越界的。其实，剧场是关于解放的。

▲被压迫者剧场训练照

1、被压迫者剧场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激烈的变革和动荡中奥古斯都·波瓦开始了被压迫者剧场的实践，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系统中对观众和演员的划分是支配阶级对剧场干预的起源。首先应该打破的是观众和演员的分界，观看者被消解了，每个人都必须出演，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情境和生活。被压迫者剧场更像是面对社会问题的实践性训练，包括论坛剧场、隐形剧场、立法剧场等各种形式，[8] 它通过一系列的技法、游戏和练习打开身体，让身体去感知，并且通过排练、表演的方式探索解决和处理压迫、冲突的方法。

▲ 波瓦的“被压迫者剧场”，很大程度受巴西教育家保罗·佛莱尔 (Paulo 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所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波瓦创建了论坛剧场（Forum Theatre），这是一个互动性的表演，“观众/演员”来到台上，将他们所看到的压迫表演出来，并且被提问：“如果你是他，你会那样做吗？”论坛剧场中通过对问题的整理和展现，反复排练，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反应。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成为了主动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围观者。每个人的遭遇都是感同身受式的体验，在对这些遭遇的表演中也是在排练在真实生活里可能的战术和策略。

▲ Augusto Boal在纽约市的受压迫剧院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河滨教堂

而在隐形剧场中，展演更以一种没有固定构架，大众参与式的面貌出现，他们大都在现实空间中制造事件或就某一社会议题进行展演，观众观看甚至参与其中，全然不知这是一场展演。现实与展演相互融合，大家都被卷入这个真实的情境之中相互争辩，讨论。这时现场成为了临时的公共空间，成为民众表达异议的场所，观众们都成为了主动的行动者。波瓦将艺术与日常生活链接起来，力图通过美学的设置训练民众意识到阶级差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被压迫者剧场里由于观众变成了主角，他们也开始自发的学习，更自觉的认识自身的处境。

2、草台班的实践

2005年成立的民间戏剧团体草台班一直在以非牟利的方式进行着剧场实践，正如草台班的名称一样，草台班并没有固定的演员，而是鼓励普通人参与到表演中来，不论身份和背景，参与者们共同商议剧本，集体排练，创作，草台班创作的大都是社会性和问题性极强的作品。他们不拘一格使用各种场所，与不同的社群合作进行排演和讨论。参与者通过身体的感知和意识去表达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这里展演者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也是自我言说的主体，现实中的问题和纠结通过排练与展演变得愈发清晰。

▲ 草台班《世界工厂》剧照

在2009年的代表作《小社会》中那些原本不曾被提及的小人物一一登场，收废品的、乞丐、被驱赶的、出卖劳力的人，在他们的遭遇凸显的是对于大社会而言那些未被提及的命运。在14年的《世界工厂》中，富士康真实的事件被搬上舞台，表演者将自己的身体也置入了不断重复的动作和语言中去，身体的疼痛和忍耐几近极致，此时她无暇顾及工作的意义。这样的状况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者，更是无数在现实中女工的处境。剧场通过对身体如此残酷的显现，生产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也被暴露出来。观众仿佛看到的是自己亲身的处境。然而虽然现实困苦、郁抑，但还有剧场在，每个人不仅可以在这里表达、学习和相互交流，它还是是发现问题的场所，是自我理解的空间。草台班还一度使用不同环境组织“文化站”，乘坐长途火车进行名为“拉练”的巡演。不断的塑造出流动的公共空间，并进行讨论。在草台班的实践中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被连通，细腻的真实在展演中被呈现，观众也不再是被动的观赏者，而是在这共同生存的处境中的感同身受者。

未完待续

注释：

[1]、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

[2]、“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二楼出版机构的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发起的调查项目。40组艺术家调查了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生态，呈现了40个村子的另一种细节。其项目内容主要发布在了“二楼出版社”官方微信中。

[3]、转引自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序言，出自“二楼出版社”官方微信中。

[4]、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小组：成立于2016年8月，自建房调查小组成员不固定，根据不同项目人员不断更替。主要以城市、建筑空间为研究对象，以呈现我们当下的生存空间，发现未被定义的空间类型。

[5]、详细内容可查阅“城市补写”微信公众号

[6]、“过程—事件分析”法出自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其在“过程—事件分析”与对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中对此方法有详细论述。

[7]、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被压迫者剧场》 2000年台译本 p—2。

[8]、在20世纪70年代，Boal创建了论坛剧场（Forum Theatre），这是一个互动性的表演，“观众-演员”来到台上，将他们所看到的压迫表演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就成为了主动者而不是消极的围观者。在被驱逐到阿根廷和智利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不能在独裁的政治环境下组织政治剧场，所以他就创建了隐形剧场（Invisible Theater），让那些显而易见的压迫、结构和力量变得不明显。

在20世纪90年代，Boal在作为Vereador和市议会的议员期间，他又创建了一个新的技法-立法剧场（Legislative Theatre）。“社会动物”的团队表现论坛剧场，并且会用到一些反馈来设立法律。Boal的团队就是应用这一形式设立了13条法律，现在全球也有很多人在探索和使用这一剧场形式。

陕西实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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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与“中国现代艺术档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https://www.hist.pku.edu.cn/bxjj/245439.htm）目前分三个方向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艺术、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下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的秘书处。

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作为研究中国传统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的国家基地，承担着艺术与视觉研究、教学和发展的学术任务，其成员为北京大学特聘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该中心由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负责。

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是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的一个学术项目，其渊源是198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后迁至北京大学的现代艺术资料汇集工作。“档案”自成立之初，即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艺术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纳入其学术范围，保存积累了大量文献。“档案”的目的是搜集和记录与中国现代艺术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编制《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研究和发表艺术调查报告，介绍和总结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向国内外学者和机构提供中国当代艺术活动、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详尽资料。“档案”已初步建成网络数据库，以达到资源共享；同时计划将所有资料存放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专门阅览室，供研究者使用。

Center for Visu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Modern Art Archive

Center for Visu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is a national ba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world art history. It has a group of scholars who, though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ll specialize in the cultural and visual studies. The center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Dr. LaoZhu of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Modern Art Archive (CMAA), one of the research projects of the Center, was founded in 1986 at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n moved to Peking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devoted to collecting and archiving document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work created after the mid-1970s. With the mission of document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ic events, CMAA does its research through conducting surveys and publishing the Annual of Contemporary Art of China. The Annual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art events, art works and artists in China for the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CMAA also has an online database,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n open resource for researchers.  A special room will also be created for the archives at Peking University's library for public research.